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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中国》全书的时间跨越达四十余载，在一个西方人的眼中展现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了解中国之窗。潘宇说，特里尔以时间线索和他经历的一些事情穿插叙述了他多次走访中国的亲身经历、40年间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在书中，能时常听到基辛格的声音、费正清的言论，还能看到的模样、周恩来的身影，特里尔除了对这些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政坛风云人物的生动刻画，也有对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娓娓讲述，涉及的人物可以说是“上至国家领导人、文化名流，下至工人、农民、普通知识分子”。

　　《我与中国》一书的译者刘庆军介绍，特里尔在《我与中国》中保留了《传》中语言的特色，语言平实却不乏生动，言语之间常略带调侃，语气冷峻而幽默。凭借多年中国研究的经验和深厚学术素养，在简短的叙述中，有时往往能追溯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理论观点，跨越几十年，将历史长河里前后的一些相关事实进行纵横比较，善于从微小细节处挖掘深层因素，可谓见微知著，让人感到评述的严谨、历史的厚重和意蕴的深刻，令人读来饶有兴趣。

　　1964年，26岁的特里尔第一次来到北京，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画面：簇拥在广场上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的人民群众，自行车塞满了北京的交通中枢长安街，公共汽车上塞满了人，两节车厢用折叠的大帆布链接，车与车仿佛形成了毛毛虫效应，费力地向前蠕动。没有高楼大厦和国际连锁酒店，除苏联飞往中国的航班外也没有其他国际航班。北京为数不多的汽车主要是从苏联和波兰进口，偶尔也会看到“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破旧的莫里斯牌汽车和雪佛兰牌汽车

　　这一事件也导致1972年底至1974年间，惠特拉姆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一度紧张。主要原因是二者在越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而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是惠特拉姆过早推行对华政策。没有“尾随山姆大叔”，这让尼克松很恼火。1973年初，澳大利亚在北京建立大使馆，比美国早6年。惠特拉姆一直认为，在与中国建交方面，澳大利亚终于“抢先”美国一步。特里尔说：“由于同中美澳三国都有联系，我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国际关系。”